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公众人物的多胎现象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如歌手韦唯、导演陈凯歌夫妇等育有多子的事情都广为人知，并也曾引发对此现象的讨论。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５日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是中国政府新世纪关于中国人口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了未来人口的控制目标是：２００５年控制在１３．３亿以内，２０１０年控制在１４亿，在２０３０年前后，人口总数达到１５亿至１６亿的顶峰后开始回落，１６亿也被普遍接受为中国人口增长的上限。
编者按
近年来，少数事业有成的富人名人超生，成为当前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共性问题。对此，各地建议取消超生富人名人社会荣誉的呼声，此起彼伏。
富人名人超生，既要按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还将会受到取消社会荣誉的惩罚。如此“罚”了又“打”，真的能够挡得住富人名人超生吗？
看点1
富人名人超生
折射出生育权上 的“贫富不均”
近年来，各地有关富人名人超生的报道屡见报端，富人名人超生已经成为当前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普遍问题。
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牟维勇介绍，在超生队伍中，高收入人群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绝大多数为私企老板和个体经营者。以沈阳为例，２０００年以来，先后查处了７００余例计划外生育的案件，其中超生者绝大多数都是高收入者，而在之前的１０年，沈阳只查处了７６例高收入人群的超生。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富人名人超生正在挑战我国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同时折射出生育权上的“贫富不均”。在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少数富人名人甚至把超生当成了一种自我炫耀的特权，他们宁可交罚款，也要多生一个孩子。
现行计生政策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旦超生，将会受到党纪、行政等方面的处分，而对“富人名人”这一新的超生人群，现行计生政策却缺乏行之有效的惩处办法。北京一位机关干部梁女士说：“我和丈夫都在国家机关工作，不像那些明星、私企老板，没有单位管，只要他们愿意多交钱，就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辽宁省计生干部孙永笑认为，富人名人超生，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仅是多交社会抚养费问题，还应该受到谴责，让他们在社会荣誉上受到损失。
看点２
富人名人超生是在带头挑战国策
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章文彪近日表示，对于富人名人超生情况，浙江将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情节恶劣的，将予以公开曝光，决不姑息。这是继１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党员干部和名人、富人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严惩；１月２７日广东专家建议使用刑罚处理富人名人超生问题；辽宁省决定取消违法超生的富人名人的社会名誉等举措之后的又一重大新闻。足见富人名人的“特权超生”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得不受到重视的社会问题。
据国内众多媒体报道：继两年半之前生下女婴之后，毛阿敏不久前在上海又生下一个男婴，这事在网上引发一片质疑；此后不久，王菲和李亚鹏的身边好友透露：夫妻俩计划在明年再生孩子；而就在去年，景岗山还在为小女儿超生的户口问题四处奔波；歌星屠洪刚有三个孩子；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一双儿女，因超生交了５万元罚款；此外，一再宣称至今还是中国户口的导演顾长卫计划和蒋雯丽生３到５个孩子；章子怡的理想是：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
从以上几条新闻可以看出，中国某些名人的生育观念和愿望与现行的计生政策有多么的不和谐。
有人总结，现在的名人和富人们超生孩子秘籍主要有以下几招：１、怀孕后到国外去生育二胎；２、干脆移民到国外，生完孩子，想回来时随时再回来；３、财大气粗地缴纳社会抚养费；４、在政策允许的生育二胎的范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漏洞加以利用；５、和境外人士结婚。还有一条，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明目张胆地抢生——安徽腐败官员刘俊卿一口气生下６个儿女，便是极端的一个例子。
为了多生孩子，这些富人和名人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数来对付现行的计生政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实现自己的超生愿望。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示范，对现行计生政策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一项民意调查中，六成以上的网友表示，应对超生的名人进行严惩。作为名人、明星这样的公众人物，尊重和遵守国家法律规范是基本的准则。广大网友的呼声是：对敢越超生“雷池”者，该重罚的就重罚，该开除的就开除，该封杀的就封杀。
显然，发出这样声音的，并不是对名人和富人的偏见或“仇富心态”在作怪，而是这种超生，这已成为叫板国策、制约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道现实难题。《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是我国控制人口过度膨胀的有效举措。可时下，这一国策正遭遇少数人的轻视和凌辱，富裕阶层只要肯“烧钱”，便可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生。尽管他们有抚养的能力，或许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但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不仅仅针对于某一个群体，而是所有的公民。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我国特殊国情的背景下，对公民生育权作出的一种“暂时限制”，是所有公民都要遵守的“社会契约”。
“法律不得使违法者通过违法行为而获利”。富人超生“特权”所反映出的恰恰是法律上的不完善，因而，尽快完善相关法规，使之更能公平而切实有效地控制人口，这样，计生政策才不会偏离制定政策的初衷，不至于助长社会的不公正而加剧两极分化。
看点３
“罚”“打”并举 难以阻止“两孩”意愿
早在两年前，我国人口专家曹景春便针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建议相关部门严格惩罚制度，制止这一现象。他的提议被大多数计生干部认可。曹景春认为，政府对超生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带有“罚款”性质，富人名人超生属违法行为，违法者没有理由得到社会的荣誉。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超生，即使交了社会抚养费，有关部门也应该取消这些人的代表或委员资格。
有人认为，这种“罚”“打”并举的做法，会造成计生政策执行中新的不平等，而曹景春却认为，对超生违法行为的处理，有很多办法，有的党员干部超生被开除党籍、公职，与这些人相比，取消富人名人的社会荣誉，应该算是较轻的处理方式了。记者在辽宁省及沈阳市计生部门了解到，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社会荣誉，并没有真正遏制富人名人“超生”现象，“罚”“打”并举难以阻止富人名人的“两孩”意愿。
看点４
推行“两孩”政策 目前尚不适合
沈阳市一位计生干部说，富人名人超生大多是生第二胎，只有极少数暴发户钻国家政策的空子，离婚后多次寻找未婚女子再婚生育。目前辽宁省查处超生最多的“大款”竟然结４次婚，共生了５个孩子，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案例。
近年来，富人名人生育两个孩子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生育“两孩”的意愿仍然影响着少数中国人，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受到这种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儿女双全”、“生男孩情结”仍然是少数富人名人成功之后的家庭梦想。
沈阳市和平区人口计生局局长仲丽艳说，导致富人名人超生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想生一个男孩继承财产，二是考虑一个孩子孤单，宁可挨罚，也要再生一个。近年来，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不断增多，与各地计生政策执行不严不无关系。一位计生干部抱怨说，孩子出生了，医院就开出生医学证明；有了证明，公安局就给上户口；上完户口了，连社会抚养费都收不上来了。
曹景春认为，“一孩”政策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阶段性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未来必将会实施生育“两孩”政策，然而，在时机还不成熟时，仍需下大力稳定低生育水平。 （据新华网２月１２日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