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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药品黑市调查:药贩收购翻新过期药转卖外地

时间:2007/5/1|

阅读量:1317|

来源:朱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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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标签:网站新闻
央视《经济半小时》
上海药品黑市调查:药贩收购翻新过期药转卖外地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陈滨告诉记者,上海药检部门和公安局配合,一举打掉了四个窝点。

上海药品黑市调查:药贩收购翻新过期药转卖外地
在非法窝点的药品仓库里各式各样的药品堆积如山,药品空包装盒、说明书更是应有尽有。

上海药品黑市调查:药贩收购翻新过期药转卖外地
目前在上海,约有数百人专门从事非法收售药品的活动,他们分为三个级别呈金字塔型。

上海药品黑市调查:药贩收购翻新过期药转卖外地
罪犯刘某书面交待自己的罪行。

  中央电视台4月30日《经济半小时》播出节目“上海阻击药品黑市”,以下为节目实录:

  不少人家里都备着个小药箱,平时有个头疼脑热,自己就解决了。时间长了,药箱里不少药品会慢慢过期。有人统计过,一年下来,平均每个家庭会攒下一斤左右的过期药,而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年产生的过期药至少有数万吨。药品过了使用期,不仅疗效降低,有的还会产生毒副作用,威胁生命安全。那么,数量庞大的过期药最后都去哪儿呢?前段时间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展开的一场,整治非法收售药品行动,揭开了一个秘密。

  上海药检部门重拳出击打掉非法窝点

  2006年11月20日,上海市药监、公安等部门经过几个月的前期摸底和周密策划,调动了近200人的精兵强将,分为四个小组,从下午两点开始,就埋伏在早已瞄准好的几个窝点附近,蓄势待发。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滨:“我们和公安局配合,一起就在四个窝点的外面等好,然后由市公安局统一指挥。”

  当天17时15分,位于上海宝山区的小组率先行动起来,在纬地路88号弄后门,抓获了正收药回家的胡某,胡某车上的几个大纸箱内,装满了刚刚收回来的药品。

  办案人员将胡某秘密控制以后,来到了胡某位于某小区101号楼501室的家,但打开房门时却发现,胡某的家里没有一点儿药品的痕迹。

  办案人员:“应该有,应该还有其它地方的。”

  就在办案人员犯愁的时候,胡某钥匙链上的两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原来501室正下方的401室,才是胡某存放药品的仓库。当办案人员打开401室门的时候,胡某的妻子,还正在房间内整理药品。

  办案人员:“你叫什么名字啊?”

  办案人员:“你叫陈凤琴啊?”

  陈凤琴:“什么事啊?”

  办案人员:“你是叫陈凤琴吧?”

  陈凤琴:“嗯。”

  办案人员:“我们公安局的。”

  陈凤琴:“怎么回事?”

  胡某位于401室的药品仓库是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房间里各式各样的药品堆积如山,药品空包装盒、说明书更是应有尽有,甚至连衣橱、抽屉里都堆满了药品。在厕所里,还发现了大量本应冷藏储存的针剂药品。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滨:“四个窝点统一,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间内,一起开始敲门。”

  同一时间,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办案人员也行动起来,在水泉路88弄7号的地下车库将徐某秘密抓获,并在一楼大厅抓获其携带两大箱药品的妻子。

  随后,闸北组第二路人马赶到徐某的上家余某住处,抓获余某之妻,而嫌犯余某跳楼逃跑。

  当晚23时30分,另一组人员对谷某水泉路住所及少年村路药品仓库实施取缔。

  21日凌晨1时,位于普陀区的刘某夫妇也被擒获。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唐民皓:“应该说,当时的行动是很有效的,对上海这一个人群有一个非常大的威慑力。”

  根据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各窝点查获情况的统计,1120行动当天,共查获药品种数351种,共计103箱,药品单包装数52047盒,总价值270.91万元。

  在1120行动之后,药品稽查人员并没有放松对上海市药品回收市场动向的关注,在掌握了一些新线索之后,又成立了305专案组,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摸底行动。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唐民皓:“我们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们一共组织了三次大的行动,捣毁了13个违反的窝点,大概涉及到违法经营额大概是两千九百万,三千万左右。同时呢,我们公安机关依法对18个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律程序进行了拘捕,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药品黑市的倒卖网络

  在药监、公安部门重拳之下,上海的地下药品黑市遭到迎头痛击。其实,专门回收旧药的药贩子,我们并不陌生,在马路边上、小区门口,就经常能看见他们,他们要么四处张贴小广告,要么立块纸牌子。药贩子看似不起眼,但上海市药监部门告诉记者仅1120行动中抓获的那四对夫妇,四年时间银行帐户上累计进帐竟高达9000多万元。他们是怎么从过期药和旧药上赚到如此惊人的利润呢?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队长陈滨告诉记者,目前在上海,约有数百人专门从事非法收售药品的活动,他们分为三个级别呈金字塔型。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滨:“我们把他们这些药贩子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在路边上,蹲在那儿收药的,他们从老百姓手里边收一些过期的药,多余的药。这一级的人呢,人特别多。收到的药呢,品种多,量很少,比方说一盒也要,两盒也要。收好了以后,他们把手里边的药呢,分类,然后他们就会卖给中间的这几个药贩子。中间这几个药贩子呢,就是把从各个不同的人手里边收的同样的药再整理,再打包,打成中包装,这个层次的人是以整理打包为主业的。”

  记者:“改换头面。”

  陈滨队长:“嗯,改换头面。整理打包为主业的。他们弄好了以后,那么就卖给最高的这个层次的药贩子。”

  陈滨所说的最高层次的药贩子,就是处在“金字塔尖”的高端药贩,也是上海药监部门目前重点打击的目标,而在1120行动中抓捕的谷某、胡某、徐某、刘某四对夫妻正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身份类似“批发商”,主要以“夫妻家庭”形式活动,起早贪黑,行动相当隐蔽。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滨:“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都发现,他们也是都做了几年了。做这个生意已经做了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也许就是一个路边的马仔,但是慢慢慢慢了解了整个体系,他就慢慢发家了。现在他们住宅,住房,车都是很不错的。”

  目前已经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刘某夫妇的药贩“生涯”可以追溯到1999年,当时他们在家附近的菜市场以低价收购药品。

  罪犯刘某:“就是你放块牌子。他就有那个,什么退休工人什么东西,他都会拿过来卖给你。”

  刘某告诉记者,多年来,收购的药品全都来自普通老百姓之手,而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利用医保卡购买药品。

  刘某:“都是用医保卡的。还有什么。”

  记者:“是什么样的的人有医保卡?”

  刘某:“五、六十岁的人,四、五十岁的人。反正都是退休的。”

  陈滨也告诉记者,在查获的药品中,用医保卡购买的药品占很大一部分。因为在大多数药品的包装上,医院的标签还贴在上面。而除了医保卡购买来的新药,还有一部分的过期、假冒药品,药贩子们便需要进行改头换面的工作。为了翻新的药品不被识破,他们甚至到某些医疗机构回收废弃的药品说明书、药瓶、药盒和封签等药包材。

  陈滨队长:“空的包装盒里边没有药品,那么这个就是有比较大的危害了。我们担心他呢,就是把一些不合格的药,或者是回收过来的,外包装已经被污染的,不太整齐的这种药,换到这种新的盒子里边。然后再进行包装。”

  除了回收来的废弃的药盒,一些生产日期已经过期了的药盒,药贩子们也不放过。

  陈滨队长:“过期的药盒就可以换成新的包装了。把过期的去掉,还有他们有打号机。比方说这个就是一个打号机。”

  记者:“但是他上面已经有号了,他怎么再打?”

  陈滨队长:“他可以把这个,原来的批号擦掉,因为把这个油墨擦掉,用熨斗熨一下,基本上是可以看不出来的。”

  记者还注意到,稽查人员几乎从每一个窝点里,都搜出了电吹风、电熨斗、塑料薄膜之类的东西,药贩用它们干什么呢?

  陈滨队长:“比方说,正规的药厂生产的这个品种,如果是十条一盒的话,那么他就把这种,这十盒放在一起,用这个包装袋包好,包好了以后呢,用这种电吹风,它有的是这样,因为这个是热压的,热压的,成袋的,热压,压断,压断了以后给它包好。这是热的,包好了以后,剪刀给它剪掉。然后它这个不是不是很光滑嘛,不是很光滑,实际上用这个电吹风一吹,它就绷起来了,它就绷得很光滑了。”

  而处于金字塔塔尖的刘某和妻子,他们已不再需要亲自沿街去收药,也不再需要亲自对药品进行改头换面,而是四五家中间商每天定时向他们提供药品。他们再通过托运站将手中的药品发到外地。刘某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他3天左右就会向外地购药者发一次货,每次为3箱,交易金额一般在2、3万元。

  罪犯刘某:“多的时候十万也有。”

  而刘某发货的上家主要是武汉的王玉军和郑州的秦维献。从2006年6月至11月,刘某夫妇先后44次,将各类药品销售给王玉军,再由王玉军先后38次将货款共计295万余元,直接通过银行存入刘某的

银行卡内。而从去年7月至11月,刘某夫妇还先后21次,将各类药品托运至郑州,销售给秦维献,秦维献先后23次将货款87万元存入刘某的银行卡内。

  记者:“他们拿着这些药是做什么用途呢?”

  罪犯邵国英:“全部销往外地医院了。”

  众所周知,国家对托运药品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和明确的规定,那么刘某夫妇又是如何频繁的将大量的药品托运到外地的呢?

  记者:“你托运的几家叫什么名字呢?托运的地方?”

  刘某:“一个叫佳吉公司。还有一个叫舒立。”

  记者:“那你每次托运的时候,在托运的那个单上,你们会写什么呢?写什么样的类别?”

  刘某:“一般都写配件。”

  记者:“他们不会检查吗?”

  刘某:“谁检查?”

  记者:“就是托运那边他们会检查吗?”

  刘某:“我们都写配件,他们不检查的。”

  如今面对漫长的刑期,刘某夫妇都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记者:“后悔吗?”

  邵国英:“我怎么不后悔啊?我后悔。”

  刘某 :“人就是一个字,说到底就是一个,侥幸心里,还有一个贪婪心里。做大了,认为不要紧,总有这种心里。”

药品回收渠道运转不畅

  调查中记者发现,药品回收和倒卖原来环环相扣,站街收购、集中改头换面、打包卖到外地,组成了一条利益链。按照国家废弃药品处理办法,过期药品应该在各地药监部门监督下,进行无害化销毁。可如果大量过期药流到了药贩子手中,结果可想而知,他们肯定不会把高价收来的过期药白白销毁掉。这条黑色琏条严重威胁大家的安危,可它的起点恰恰就是那些把过期药卖给药贩子的普通市民。那么,正规的药品回收渠道又运转如何呢?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处长 盛国远:“基本上每个药房都放了一个叫回收药品的箱子,随时你有什么过期的,失效的东西,就扔进去可以。”

  盛国远告诉记者,上海市药监局倡导每一间药店开展不合格药品回收的服务,设立不合格药品回收箱方便群众清理家庭不合格药品。但是记者走访了市内十多家药房,却发现回收情况并不容乐观。

  记者:“请问有放不合格药品的药箱吗?”

  药店售货员:“没有。”

  记者:“请问有放不合格药品的药箱吗?”

  药店售货员:“没有。”

  开展不合格药品回收,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倡导建议,显然在一些药房还处于“真空”状态。而在位于南京西路的这家大药房内,当记者询问药房工作人员回收箱在哪里时,工作人员一脸茫然,好像从来没听说过一样。

  药店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去其它家看看吧。”

  而在另一家药房里,不合格药箱随意得扔在一个高高的空调上面,很难被人看见。记者把药箱拿下来时,发现药箱满是灰尘,打开药箱,里面空空荡荡,竟然没有一盒药。

  药店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在抓这个事情。他有社会责任,不是我药卖出去赚钱就可以,应该这个社会责任也是蛮重的。”

  记者又访问了一家药店,虽然药箱放在进门很显眼的位置,但里面却只有一盒药,记者拿起来一看,这还是一盒3年前就过期了的药品。

  还有的药房,回收不合格药品的药箱,也早已成了摆放其它产品的工具。

  药店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在抓这个事情。他有社会责任,不是我药卖出去赚钱就可以,应该这个社会责任也是蛮重的。”

  针对药品回收“叫好不叫座”的现象,盛国远认为,药品回收作为非强制性的公益活动是目前药品回收难以执行的原因。应当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

  盛国远:“像白云山,还有其他好象也有什么公司,组织了我们上海24间大的药房,当然他有时间的,一天,一天里面,希望他们把过期的药品,可以换成他们的药,做这样的事都是好事,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大的企业搞这样的活动,对老百姓有利益,对你这个企业创造这个品牌,应该是双赢的。”

  但是目前企业回收的多是针对性的药品,而且时间也非常有限,并不能达到对所有不合格药品进行回收的效果。所以过期药品回收“冷场”,还应该从科学的用药习惯到对药品回收的理解、支持,提高群众的认识度。

  盛国远:“药品它本身就是一种化学物质,在没有条件的温度储藏的条件下,它会变型,有的变型把含量下来,但是有害物质就产生了,这些有害物质人们在用了以后,实际上对你的伤害很大的。”

  据统计在我国,约有78.6%的家庭存有备用药品,其中30%-40%的药品超过有效期3年以上,82.8%的家庭并没有定期清理药品的习惯。这么大比例的过期药品,回收工作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而要想和药贩子的“高价回收”相抗衡,就必须尽快为不合格药品回收立法,建立起长效机制,否则,地下市场便会随时随地乘虚而入。

  建立长效机制,杜绝药品黑市死灰复燃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固然重要,但现在国家对市民私自卖药并没有明确的处罚规定,这就很难彻底切断黑市上的药品来源。而贩卖过期药,平均利润高达300%,暴利诱惑下,那些药贩子即使面对政府部门的严厉打击,也不会轻易收手。在上海专项治理行动尚未结束,一些利益熏心的药贩子们就又开始行动了。  

  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菜市场门口,立着一块收购药品的招牌。但记者等了半天,也未见任何药贩子的踪影。正当记者要离开时,药贩子赶紧上前拉住了记者。

  记者:“这些药都收吗?”

  药贩子:“收啊。”

  记者:“价格呢?”

  药贩子对记者带来的几盒合格的药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给出了自诩为很高的价钱。

  药贩子:“达喜13块钱是最高了。我给的价钱全都是刚配来的新的药,过期的就不是这个钱了。”

  当记者发现,药贩子开出的价格基本都是市场价格的50%左右,药贩子突然拿出笔和纸,给记者指点起迷津来,教记者如何利用医保卡赚钱。

  药贩子:“你就到前面这个xx路,这个你只能拿2盒,达喜,吗丁啉2盒。这些总共配出来是154.1。卖给我我给你90块钱。”

  药贩子很遗憾的告诉记者,现在由于政府对医保卡消费做出了限制,每天消费的金额有限,所以已经不如过去好赚钱了。

  药贩子:“每一次不能超过200块钱,一个月不能超过八百元。一个月拿药不能超过5次。去年四百五百,一张卡四五千块钱,我们一天就拿回来了。现在可不行了,一天最多200块钱。”

  而当记者询问他是否回收过期药品时,药贩子居然表示,附近小区内很多居民都将过期药品交给他。他不光收过期药品,就连过期的针剂也收。

  在离药贩子不到20米的地方,另一个人也在这里等着收购药品。和其他人相比,他的收药活动显得更加隐蔽,因为他的周围没有任何招牌,而他是靠手里攥着的一把药盒来吸引人的注意。

  记者:“收药是吧?”

  药贩子:“是的。”

  记者:“这些收吗?”

  药贩子:“收。”

  半小时观察:立法比空洞的号召更靠得住

  过期药不能治病,反而可能会要命。

  表面看起来,在地下药品交易的链条上,不外乎三个环节,收购、包装和批发。也就是说,只要老百姓能将家里的过期药品交给正规的国有药店处理,就能将过期药的源头堵住,地下交易的整个链条就断了,“药贩子”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

  每一个人都需要担当起社会责任,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这固然是谁能明白的道理。可要要解决药品黑市的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最近几年各地不合格药品回收箱经常“饿肚子”的现实表明,仅靠空洞的号召远远不够。

  上海对药品黑市的重拳出击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应该受到严厉打击的不仅仅是药贩子,对那些转手倒卖不合格药品的

医院、药店也应该一查到底,而且类似的检查也不应该只是一两次突击行动,还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解决机制。毕竟,药品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主编:马洪涛

  记者:李想

  摄像: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