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3日来源：法制日报
图为一对要回家的农民工夫妇再次看一眼自己参与建设的高楼 沈国新摄
中国流动人口调查•现状篇：改变命运的流动
开栏语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大多数农民从农业领域转移出来，在城乡流动就业，这种情况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流动人口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主体，举家迁移、滞留城市的现象比较突出，加剧了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状况，增加了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压力。
流动人口既是违法犯罪的高发群体，也是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重点对象。妥善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日益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中央综治委即将出台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意见。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报道，从流动人口生存的现状、面临的难点以及各地各有关部门如何破解难题，着力完善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展开报道。
法制网记者 张亦嵘 杜萌
流动人口，通常指为就业、生活，离开其户籍地或法律意义的住所地的人口。中国的封闭在开放的瞬间被打破，离开土地的农民或蹒跚独行，或仨俩结伴，或成群结队，或扶老携幼从穷乡僻壤走出来，涌向都市，涌向沿海，涌向每一个他们认为能给他们带来机会和希望的地方：开机器、盖大楼、挣大钱，换个活法！这是一幅极为壮阔的迁徙画卷。这画卷中，跳动着无数个传奇和故事，平淡的、惨烈的、屈辱的和奋进的，这些传奇和故事改变着流动者的命运，劳作为活着，也为活得更好，青春在劳作中流淌，当劳动不再仅是谋生的手段，流动的劳动者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中无人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我不知道 “三险”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北京东直门莱福斯广场的工地上，吕伯成放下手里的扫帚，抬头望望22层高的大楼，这座平地而起的大楼是他和200名建筑工人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亲手建起来的。眼下快竣工了，过不了多久他们会去新工地建新的大楼。
吕伯成今年52岁了，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乡下，老家有妻子儿女，出来前以种稻谷棉花为生。他说，4年前离家打工，出来前就盘算过，一要钱能拿上，二要身体受得了，转眼4年过去，一切还好。他先在南方，来北京也就一年。
他说，北京好，雨水少，做工的日子多，这儿都是包工，啥时干完啥时下工，有人技术好，下午三四点钟就回工棚了。在北京，公司每月发给每人100元零花钱，遇有特殊情况需要借钱，可以申请，额度不能超过全年兑现工钱的总数。去年他揣了1万元带回家。
在南方打工时，雨水多，尤其上半年常下雨，雨大得出不了工时，就歇了，但老板不发钱。老吕到过的建筑队都是一年一结账，不拖欠。不论南方北方工地，他的工钱每年平均下来也就是每月千元。北京这家建筑公司是江苏的，住简易楼式的工棚，冬天有暖气，工地有食堂，用饭票吃饭，年终发工钱时要扣除饭费，他每月需用350元至400元饭费。老吕被指定做卫生，负责打扫工地、食堂、厕所，每天工作9小时，他不愿干这活计，因为干这活儿挣钱少，可“领导”就让他干这个，只好服从。在别的工地，他做过杂工。问什么是杂工，他说，就是机械化达不到的地方，工人要挖填土方、运送建筑材料。
记者问，这把年纪才出来做工，为啥不早些出来呢？
老吕说，为给儿子成家，26岁的儿子娶了媳妇，他成就了家里的这件大事，才出来挣钱，老伴儿和儿子在家里种田。他挣钱可不是为了要出生的孙子或孙女，是为自己和老伴儿养老。他说，挣的钱不给儿子，他们日子才有机会。
做工万一出了工伤咋办？他说，这4年里，他工作过的地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莱福斯广场工地对面有家建筑公司发生了一起工人意外工伤的事，他听人说，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出钱，按照伤残等级补助摆平了。到底发生工伤后有哪些补助事项和补偿的具体数额？老吕说自己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规定的。
问老吕是否知道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比如，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办了没有？他说家乡宣传过这事，但他没记住，也没关心，他不知道这些保险跟他往后的日子有什么关系。
不给工钱 我决不饶过黑心老板
记者是在去浙江省平湖市的路上见到赵仕艳的。那时，他正在中埭路段一家工地上做工。一身破衣服，一脸沧桑，手很大，握着钢筋要切断。
他说自己是四川绵阳人，家在一个小小的镇子上，分责任田那年，他就种田，麦子、水稻、玉米、花生什么都种过，只是家里的地太少，就二亩不够种，才出来打工。问他什么时候离开家的？他说有十来年了。青海、新疆、广东都去过，青海、新疆风沙大，不好活，就去了广东，可广东社会有点复杂，消费水平又高，剩不下钱，他才来了浙江。问他干过多少个工程？他说记不清了，一个工程干三四个月，干了十来年，谁还记得干了多少个工程？总是这个工程完了再找一个，有时没干完老板不厚道，自己也会走的。
来到平湖七八年了，这儿的人好，气候也好，就留下了，把老婆孩子一起从绵阳接来了，老婆在艺浦镇上的一个日资厂里打工，一个月能挣个一千四五百元，孩子已经上到小学六年级，调皮得很，每天总要五十几元零花钱，鬼知道他怎么花！家里三口人，每月的开销怎么也要一千五，租房还要两百多，加上三百烟酒钱，正好是他的工钱。
中午都是自己带上米和菜在工地上做着吃，老板不管饭，工钱一天80元，月月清，工地上的活，干一天有一天，下雨歇工，没钱。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反正他有力气，比当地人能挣。他在这没入社保，养老保险在家里入的，他把钱寄回家，爹妈给他交。六年前，家里就盖了新房，是个二层小楼，底层是铺面房，顶层是三室一厅，当年气派得很，现在一般般了。盖房的钱就是打工挣下的，不多也就四五万元。
问他有没有被拖欠过薪水？他说从没有过，要是谁不给他工钱，他决不能饶过黑心的老板！说这话时，夕阳撒在他的脸上，一脸的豪气。
问他过年回家不？他说不回。等儿子念完了初中，全家回！现在家乡也发展了，不少浙江人在那儿做生意，儿子回家读高中，那个时候再想想自己做点什么？现在想也没用，不是么？他问记者。
只要自尊 别人就轻贱不了我们
周婷亚离开长江边上的那个叫丰都的小城时，只有16岁。念了初中，她说什么也念不下去了，因为他爸爸为给她添个小弟弟，辞掉了工作，家里那一亩山地无论如何也难养爷娘老子和他们姐弟四人。
为挣钱，为帮爹妈，她和一个同乡搭上东下的江轮一路漂到南京的，当天又乘火车来到了无锡城里这家很有点规模的餐馆。没有歇息，当天就做了服务员，一天5元，管吃住，一个月下来一天不歇也就150元。那年是1993年。
活儿熬人，除了做卫生刷碗筷，就是端盘子，端盘子有讲究，手怎么托，菜从哪个口走，还有倒酒，先谁后谁，错了，客人要给你白眼，此外就是站在一边看那些男男女女们喝来吃去。那会儿她小，带来的辣子吃完了就想家想妈，想凭啥本地人就可以对她们这样呼来喝去，想归想，还得老老实实地上班。第二个月，工钱涨到300元，老板说，好好干，还给你加工钱。她那时年轻，除了想挣钱，还想找个能说个话、给自己壮壮胆的人。没多少日子，她看上了当大厨的同乡，于是两个人的恋爱就在这“你烧菜，我端盘”的循环往复中发展、壮大、成熟。
恋爱是快乐的，可工钱总不涨她就不快乐了，男友先走了，换了个小店，老板每月给开2500元。她咬咬牙也走了，可只干了一年多，她又回来了。她说，那店老板的工钱虽多给了几个，却不尊重人，来了有钱有势的客人就让她陪酒，她不干，自己虽没几个钱，却有尊严，尊严是钱买不来的。忍了几次，终于有次没忍住，没轮上老板炒她，她把老板炒了！只要自己自尊自爱，谁也轻贱不了你！她又回到当初的餐馆。
1998年当她的工钱涨到600元时，俩人结了婚，第二年有了个儿子。她只歇了一个多月就上班了，孩子由她雇的保姆带，她挣的钱付完保姆的工钱也就剩下一二百元。没法子，谁叫她不会带孩子。
此后，她还真觉得跳槽没多大意思了，哪的老板都一样，都没把她这个外来妹和本地小妹一样看。餐馆给本地小妹都上了社会保险，可没给她们这些外来妹上，弄得一同来的姐妹都走了，就剩下她一个。还有那些领班，没一个是外来妹，都是本地的，她就想不明白，她干了这么多年，哪点儿业务不如来了就当领班的本地人。她不走是因为她觉得老板还行，不那么过分，只要下了班，不干涉她们的。她就又打了一份工，给一家有钱人做小时工，拖拖地，擦擦窗，抹抹桌子，晒晒被子，一个月下来能挣600元。
她说，这十来年，她还真悟出些道理，要是让她再活一回，她会好好念书的。读书好，能懂道理，懂了道理就能待人宽容，就能遇上事多为别人想想，谁有个难处，就该伸把手。就是给人做小时工，她也萌生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服务员吃的是青春饭，再过几年，岁数大了，就是老板不炒她，她也干不动了，所以现在有空读读家政方面的书，做做准备，她想再攒上几年钱，凑个四五万元，回家乡的小城开个家政公司，肯定能活出点儿滋味。
做个小贩 我被“城管”追得满街跑
34岁的朱迪华生命的一半在流动中，17岁那年一头撞进深圳，6年后又去了湛江，在韶山关当过两年包工头后，来杭州打零工，眼下他和老婆在杭州市一个叫瓜山的社区做水果贩子，生意还过得去。
朱迪华的老家在湘西一个叫双峰的小县里，祖祖辈辈都是赤脚的农民，他上过一年初中，家里穷就不念了。17岁的那年，有个去过深圳的朋友回来和他说，深圳好，钱好挣哩！朱迪华的漂泊就从朋友的那句话开始了。
挤了几天火车，朱迪华到了深圳，真长了见识，小楼也比县上的大楼高出许多，街上明晃晃，白天黑夜都是人，不像家乡天一黑，人就都睡下了。朱迪华在深圳找到的挣钱营生是卖小箩，一种居家过日子用的筛面的家什，卖了三年小箩，他挣到的钱把家里的土砖老屋变成了红砖水泥造的大屋，三个兄弟一人一间，老爹老妈说的那句话，让他现在想起来都感动：还是老二有出息！这还不算，他还给自己娶了一个在周边村子里都说得过去的媳妇，只是第二年生儿子没够上法定婚龄，被罚了3000元。可说这事时，他脸上分明漾溢着幸福。
做小贩不苦，但熬人，没人买，心急，人来了，讨价还价，心烦，一出来就是一天，有时候真没人买。但更不痛快的是朱迪华做小贩时，常要被“城管”和“工商”们追得满街跑，他也被逮着过几回，小箩都被没收了，还罚钱，心痛归心痛，生意还要做！一个小箩本钱不过几角，却能卖四五块，只要接着干，就能挣回来！
和媳妇又卖了三年小箩后，夫妻俩去了湛江，这回不光卖小箩，还卖小锅、小桶和他能想得起来的小杂货。挣下些钱后，他又去韶关当了两年中国最小的包工头，给韶关的一个水电站做工，伙计是他从家乡带出来的五六个表亲。
他说，他们连他还不如，他好歹识些字，那几个表亲身上除了一把子力气，啥也没有。那两年，他上面的大包工头还真没拖欠过他工钱。他说，这是因为他在包工前，考查过上家的经济能力和信誉。他看过他的真身份证、房产证，他要赖他们的钱，他就去法院告他！因为朱迪华有个表叔是当地法院的，能给他出主意，不会让他吃亏。
朱迪华是6年前来的杭州，韶关的工程完了，有个朋友说，杭州也行，地方美，钱好挣。来杭州后，先做零工，砌大楼，一天50块，天天结，没吃亏。钱挣下了，开个小店，把在广东打工的老婆叫来一起卖水果。
问朱迪华，对这个城市有没有认同感？他说，他只是半个杭州人，因为他的根还在湘西，那儿有他的父母和已经12岁的孩子。
夫妇俩一个月的饭钱三百元就够了。他说节俭是为了攒钱，将来买个楼，把爹娘也接来，可他也知道杭州的房价高，所以买房子还是他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