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新宿，女性俱乐部“爱”的内部。37年前开始营业，目标是满足女性顾客的需求。 图片来源：Androniki ChristodoulouWorldPictureNews

男公关的几个称呼：“男性性工作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同样是性革命的产物。”方刚说。 “男公关”，“业内”常用的说法，或简称为“公关”，或繁称为“公关先生”，或“先生”，民间的称谓中最具贬义的如“鸭”，中性的称谓在南方如“仔”，在北方如“少爷”，而在“青年性学者”方刚的博士论文中，则称之为“男性性工作者”。

南都周刊报道  2006年4、5月，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方刚“卧底深圳一家夜总会”，对“男公关”进行接触式体验、调查，这是大众传媒的报道视角。而作为学者的他，更愿意将自己的行为称之为“社区考察”，目的是研究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概。2007年6月，方的这篇题为《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共18万字。

中国历史上不乏“男宠”的记载，但男性性工作者作为一个行业的出现，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特区，被业内人士认为是最早出现男性性工作者这一行业的城市，也是目前中国男性性工作者最集中的城市。

长久以来，男性性工作者是黑夜里隐秘着的特殊群体。本报借助方刚的视角，勾勒出男性性工作者这一群体的图谱，呈现形形色色男性性工作者的生存处境。其中，他对这一特殊人群的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的立场。

深圳男性性工作者的社区考察

顾客、行规、毒品

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实践

方刚《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论文删选

争议漩涡中的方刚博士

“我认为性工作是一种工作，是个人的职业选择”。

深圳男性性工作者的社区考察

2006年4月至5月，我在深圳市的FH夜总会，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社区考察。YY，是我进入FH夜总会进行社区考察的“引路人”。在2005年年底，我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进行男性性工作者研究，寻求信息帮助”的启事，YY是较早与我联系的人。

曾经有过短暂的性产业从业经历，现为某外企高级职员的YY，利用他在深圳的各种资源，帮助我寻找可以进入考察的社区。在经历多次碰壁之后，终于获得了FH夜总会客房营销部经理申哥的许可，同意我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在他的部门里工作两个月。申哥，便是我进入所考察社区的“看门人”。

在申哥的建议下，我最后决定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这一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进入社区。事实上，正如引路人富哥所说，“在深圳没有人关心别人的事”。我进入夜总会后没有人问及我的身份，只认为我是一个“来赚钱的”。这就是深圳的地区符号，更是夜总会这种社区普遍的思维方式。

中国历史上不乏“男宠”的记载，但男性性工作者作为一个行业的出现，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特区，被申哥等业内人士认为是最先出现男性性工作者行业的城市，也是目前中国男性性工作者最集中的城市。

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通常自称为“男公关”、“公关先生”或“仔”，所以本研究在谈及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的时候，使用“男公关”这一称谓。

顾客

富哥是我接触到的最早在深圳从事过性工作的男性，据他讲，在1990年代中期，深圳的男公关已经成为一个行业。1998年，他当时工作的一家夜总会有20多名男公关，而另一家据说当时非常火爆的夜总会，里面及站街的就有六七十人。

男公关与小姐的比例，深圳业内人士说法是，小姐通常是男公关的二至三倍。申哥对我讲，深圳略大一些的夜总会才会有男公关，小姐则每家夜总会都有。有男公关的夜总会，多少有一些“背景”，但是，并非所有的“背景”都扯上“黑社会”。“陷得深的”(申哥语)，毕竟是少数。

深圳男公关的女顾客主要来自香港，其次是台湾。申哥说，只有约20%的女顾客是内地人。但我在北京的信息提供者说，他们的女顾客中，内地女性占到一多半。两地女客人均以四五十岁的居多，三十岁以下的和六十岁以上的都很少。

每到周末，会有许多香港女人专程来深圳的夜总会消费，这些女客人较多是香港社会的中下层收入者，如公司职员、政府公务员、小企业主等等。申哥说，香港的有钱人不会来深圳消费，而是在香港消费，或者去泰国和马来西亚玩。深圳的消费和香港比起来非常便宜，所以来的人多是为了省钱的。而女客人中的内地人，有企业主、经理人、二奶，在内地属于有钱人了。

行规

我做社区考察的FH夜总会由“某某文化公司”管理，所以大家通常会说“到公司上班”。FH夜总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晚六点正式到公司上班，各部门经理点名，总结一下前一天的工作，强调些纪律，并给当天的工作加油打气。

信息提供者飞飞曾生动地解释说：“做营销是把客人弄进包房，而做男公关是把客人带出夜总会，弄上床。”但不同部门又是互通的，比如营销部的男女营销员也可能陪台甚至出街，而公关部的男公关和礼仪部的小姐也可以向客人推销客房。DJ均是女性，偶尔也会陪台或出街，但其他部门的人员则不会。

FH的礼仪部有二十多名小姐，而公关部只有八个男公关。男公关在FH夜总会来去自由，没有人控制他们。还有更自由的，不固定属于哪一个夜场，哪里需要了打个电话就叫来。申哥常叫这样的男公关来FH，我见到的便有四五个。但是，申哥说，在一些酒吧，也有被人身控制起来的男公关，怕他们跑了，家里人的姓名、地址都知道，想不干也不行。申哥称之为“专业店”，去那里的客人不会要求陪酒、聊天，往往是物色好男公关直接领出去上床。

男公关和小姐并非可以随意进客房揽客，通常是帮客人开房的那个人(主要是营销人员)决定。所以，男公关和小姐都有求于营销人员。如果哪个营销员订房好、订房多，男公关和小姐就会去讨好他们，请他们吃饭，送礼物和红包给他们。

在FH，小姐和男公关都不向公司交钱，公司也不给他们钱。小姐坐台最低200元，出台800到1000元，包夜1200至1500元，其中给开房的人约20%至30%。男公关坐台500元起，出街2000元起，但也不乏1500元便出街的。男公关的这些收入中，也会给开房的人百分之二三十。当然也会有人多给，一位信息提供者说：“谁会来事，谁就有客人。”

我的一些信息提供者聊天时曾说，深圳某某五星级酒店里面的男公关出街3000元起，包夜可以拿到7000元。

虽然九点前后就陆续有客人来了，但夜里十点High场的舞曲和表演才正式开始。没有被选进包房的男公关便要在场子里自己“沟女”；同时也有一些女客人是常泡在场子里“沟仔”的。跳舞的时候，来沟仔的女人会三五成群地在High场里面“四处蹦”，“哪里男孩子多就往哪里蹦”(申哥用语)。挑得差不多了，就会跳过来问那男孩子是做什么的，然后就聊起来，让男孩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喝酒。

我的观察是，在FH开包间的女人通常会三四个人一起来，每人叫一个男公关，两个女人一起来的时候都少。FH全场21间包房，每天晚上至少会有一间包房点男公关。

申哥这样总结：“来夜场的男人，十个里有九个是要找小姐的；单独来夜场的女人，十个里也有九个要找男公关；内地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来，通常不会找小姐也不找男公关；香港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来，男人会主动替女人找公关。”我在FH的时候，曾遇到一对自称夫妻的香港客人，小姐和男公关各叫一个，四个人在房间里玩。

毒品

一些媒体将男性性工作者描写成形容枯槁的形象，而我所接触的男公关每个人都非常阳光、青春。有些人只是比较瘦，但具有健康的肤色。他们都否认从事性产业会对他们身体有太大的影响，申哥也说：“鸭们都很会保养自己的。”

做社区考察期间，对我冲击最大的是夜场中吸食毒品的泛滥。我在FH时，摇头丸5元钱、K粉10元、冰毒20元就可以买到。据说K粉过时了，冰毒正走俏，因为更安全一些。摇头丸的质量很差，“很冲”(信息提供者阿绍语)，虽然药效目标与其他几种一样，但对身体损害程度也更大一些。通常，香港来的客人，都会让男公关吃药。有一次，吃药后，几个香港女人和几个男公关在包房里整整关了五天，玩了五天。

2005年底，深圳的夜总会High场里因为服用摇头丸后死了几个人，在当时非常轰动。2006年春节前，深圳市公安部门集中“打毒”，严格规定所有包房里的“低音炮”全部撤掉，大厅里才许有。申哥说，低音炮的音乐与毒品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没有了音乐，吸毒后就无法尽情发泄，而没有了毒品，喜欢吸毒的人听到低音炮音乐的刺激也无处发泄。

我在FH时，包房里的客人如果单独要吸管，是不能提供的，夜总会担心客人吸毒后要承担责任。客人如果想得到吸管，唯一的办法是要七喜，但一瓶七喜，只给一支吸管。虽然有这些规定，但吸毒现象仍然很普遍。

性产业从业人员流动性很大，我离开深圳不到一个月后，申哥便带着他的营销团队去了另一家夜总会；而到2006年年底，我得到的消息是，申哥已经改行退出性产业了。同我相处最友好的信息提供者阿京，也退出性产业回东北老家结婚了。 （特约撰稿 方刚）

2007年7月4日，日本东京新宿，女性俱乐部“爱”的内部。这家俱乐部37年前开始营业，目标是满足女性顾客的需求。俱乐部的首次入场费是5000日元，但是在这里玩一晚上，开销最高可能达到几百万日元。男公关给女顾客带来开心和欢笑，促使她们购买饮料，当然，一些老主顾还会给心仪的男公关买礼物。 图片来源：Androniki ChristodoulouWorldPictureNews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方刚 张小摩)

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实践

方刚《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论文删选

当女人进入一个常规的男性空间的时候，种种不协调出现了。更何况，二者在此空间的“工作”也是违反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的，即原本应该是男人购买女人的性服务，而在男公关和女客人间成了女人购买男人的性服务。

男性性工作者并不会因为同女客人私人三重关系中的弱势处境而总是采取柔性/从属趋势的男性气概实践，这种非绝对顺从的态度使得双方难免发生冲突，在发生冲突的过程中，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概实践更加多样。

第1节 拒绝客人“特殊要求”

当女客人的要求将男公关“女人化”，而且超出性产业从业情境的常规，双方就僵住了，这时找第三方(经理)来解决，回避了男公关直接对抗女顾客。而经理来处理的办法，就是用政府管理的符号“公安会管的”化解这一矛盾。

虽然申哥一再说“不能得罪客人”，虽然很多其他信息提供者也说面对客人便“没有尊严”了，但是，实际上男公关和女客人之间，并非前者对后者无条件的简单服从，也并非总是客人有最后的决定权，有的时候便会出现男公关坚决不从的情况。

阿绍便提道：“有时客人提出特殊的要求，先生们(男公关)无法解决，就要请经理来协调了。”具体是什么要求不能接受，并没有一定之规。我的观察是，与男公关当时的感觉有关。但必不可少的两点是：首先，这要求在性产业从业情境中非常少见，绝大多数的客人不会提出来的；其次，对这要求的服从将使男公关实践极端从属趋势的男性气概，我的信息提供者通常称之为“女人做的”，仿佛是对“女性气质”的实践。虽然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规定了“顾客是上帝”，但是当那特殊的要求极少有客人提出来的时候，便似乎不再是“顾客”的要求了，男公关便有了拒绝的理由。

我在FH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信息提供者飞飞和另一位男公关在包房里陪两个女客人。客人提出，要包房里的公关先生脱光衣服，拿着性玩具玩。飞飞和另一位男公关不同意。客人就不干了，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花了钱，你就得听我的！”事情僵住了，飞飞溜出来向申哥求助。申哥忙进包房，一脸灿烂地向两位客人问好，解释说，客人提的那种要求在包房里是不允许的，公安会管的，包房里最多是搂搂抱抱。申哥一通花言巧语把客人哄开心了，申哥又送了客人一箱酒，自己也坐下来陪聊，直到客人开心地离去。

客人走后，我同飞飞聊了这件事，我问他，客人的要求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他说：“太过分了！把我弄成脱衣舞女郎了！”

“弄成脱衣舞女郎了”，是将男公关直接“贬损”为小姐，这让我想起阿绍被两个女人夹着跳舞时说的一句话：“把我搞得像小姐似的。”两个事件的共同之处是，女客人对于男人“玩小姐”的权力模式的复制过于直接和彻底，完全使用了男人“玩小姐”时的方式来“玩公关”，在男公关看来是在做“女人”(小姐)才做的事情，似乎连从属趋势男性气概的实践都称不上了，而是对“女性气质”的实践了，所以是无法接受的。可以看到，事件中客人使用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顾客是上帝”，男公关不想服从这符号的时候，便拉进了“公安会管的”这个政府权力符号来进行对抗。但这政府权力又不是直接拉进来的，而是通过请经理出面，由经理拉进来的，所以公关和客人的直接冲突被回避了，“顾客是上帝”的符号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维持。

飞飞还对我讲了他的另一次经历：女客人提出来让两个男公关亲嘴、摸性器官。“这种情况以前有过，两人会做做样子，不真的碰上，一笑就过去了。但这次客人坚持，必须做，也就只能找经理来。经理来，也是说，公安会管的。”

飞飞说：“两个女人那样可以，因为女人本来就很亲近，无所谓的，但两个男人那样绝对不可以。”让两个男人实实在在地实践男性间的性亲昵，做“两个女人那样可以”的事情，同样将男人贬为非男人。对这些要求的抗拒后面，是同性恋恐惧，是对男性亲昵的回避。如果客人认同于“做做样子”，便会达成一种妥协，但这次客人坚持要求以往没有过的“实质接触”，就属于“特别”了。

可见，当女客人的要求将男公关“女人化”，而且超出性产业从业情境的常规，双方就僵住了，这时找第三方(经理)来解决，回避了男公关直接对抗女顾客。而经理来处理的办法，就是用政府管理的符号化解这一矛盾。这就仿佛我们前面分析围绕口交的冲突时，因为加入了“情感”这个符号，使得部分冲突得到解决。新符号引入的成功，还取决于双方的妥协。这一过程中的妥协与协商，是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在互动中的实现。此时，男公关实践着刚性/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概。刚性趋势表现在男公关的坚持上，关系均衡趋势表现在双方的最终妥协一致上，而不是完全的从属趋势男性气概实践。

第2节 拒绝出街

陪酒(坐台)与出街，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几乎没有信息提供者说他们会拒绝陪某个客人喝酒，但是，有人会拒绝出街。阿京陪喝酒的客人中有许多是“又老又丑”的，但是，他不愿意陪这样的客人上床。即使是管理者申哥，也常陪客人喝酒，但FH的人都相信，申哥从来不陪客人出街。

男公关不想出街，是对“顾客是上帝”这一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的违背。同前面提及的客人的“特殊要求”不同，因为“出街”不是特殊要求，而是基本的性产业从业行为。所以如果说面对“特殊要求”时男公关可以直接说“不”，并且找第三方(经理)来处理以避免同客人直接冲突的话，那么，当他们不想出街的时候，男性气概便无法通过那种“刚”的方式来实践了。

几乎深圳所有的信息提供者，均讲过他们有拒绝出街的时候。我得出的印象是，那些自由流动、等电话的男公关，他们拒绝出街的时候较多，固定夜场的男公关拒绝出街的时候较少，而酒吧类营业场所中的男公关，很少甚至没有拒绝出街的时候。自由流动的男公关，受约束最少，而酒吧等场所的男公关，受管理者的约束最多，固定夜场的男公关居于两者之间，虽然可能没有明确的条文来约束他们，但在夜场中的业绩、同行间的竞争、与管理者的关系等等，均是他们在决定出街与否时不能不考虑的。

即使在拒绝出街问题上最具自由度的男公关，他们也没有人会直截了当地说自己不愿意出街，而是发展出了一套策略来使拒绝变成一件可以被接受的事情，一件“不得罪客人”的事情。

阿云说：“拒绝出街的时候，我通常说今天身体不舒服。当然，她们知道这个是借口，但让她们有面子呀。”这里面的关键是解决“面子”问题，“有面子”便是不去直接对抗“顾客是上帝”的符号。另外，女客人女性气质的实践也使得男公关的这种逃避成为可能，因为很少有女顾客会像男人找小姐时那样死缠烂打，非让某人出街不可。

阿京对这一原则便掌握得炉火纯青，他说：“太老的，就不愿意接。”那么，如果有太老的客人点了他怎么办？阿京说：“我上来就叫阿姨。”

如果客人当了“阿姨”仍然要和阿京出街呢，他说：“有许多办法回避，主要是装醉。没喝醉也装醉了，倒在沙发上就睡。有时还打电话给朋友，说我醉得不行了，快来接我回去。客人看我都醉得睡着了，就没兴趣叫我出街了。”

可见，男公关回避出街时，均实践柔性趋势的男性气概，而不会以“刚”的方式拒绝。

与男公关不同，作为管理者的申哥在拒绝客人要他出街的要求时，则实践着刚柔相济/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概。申哥说：“有一个客人拿出五千元放在桌面上，让我出街。我说：‘我就值这五千呀，你给我五万吧！’她不可能给五万。”

另外一个现象是，男公关将“拖延首次出街”作为一种手段，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阿京对我讲过，如果一位刚认识的客人要他出街，他往往会推说“今天有事”、“今天醉了”等等。阿京说：“她没有得到我，就总会找我，坐一次台就赚五百元，有时还会多给，几次下来钱就不少了，而如果出了街，她得到了，就不会再找我了。所以，还是这样上算。而越吊着，没有得到的就越想得到，她就越来劲儿，这样吊一段时间，再出街，价钱也好谈了。而且，几次这样的交往后，也有感情了。”当然如果遇到客人是偶然来的，公关就不敢“吊”了，免得没吊成常客，当次交易的机会也丢了。

第3节“说漏嘴”

在性产业从业情境中“顾客是上帝”的符号之下，“讨好客人”便非常重要了。扬扬说：“做公关这行就是为了哄客人。”阿京说：“深圳是要动嘴的，不会说话不行。”“会说话”显然是指会说让客人高兴的话。这一点，台湾和大陆的男公关是一样的，台北的男公关肖力就对我说，做这行之前他就“挺会说话”，做这行后，“更会说话了”。哄客人主要是在包间里，阿起说：“如果把客人哄高兴了，哄开心了，不一定退场时才给你钱，随时可能拿出钱来给你。”“哄”与“给钱”，是相互促进的。

但是，仍然有信息提供者说错话得罪客人的时候。每一个情境中均有自己的符号，将不属于这个情境的符号引进来，可能会打乱此情境内的稳定。男公关在陪女客人聊天时的“说漏嘴”，便是将一种不属于该情境的符号引进了该情境，并在那瞬间实践了一种不应该于此时此地实践的男性气概。

飞飞便有这样一段经历：

那个女人特壮，我说了句“你身材好结实呀”，那客人还好，没发脾气，只是掉下脸说：“小伙子你蛮会说话呀。”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忙道歉，说：“开个玩笑”。

飞飞承认“说漏了嘴”，即不小心说出了心中所想却不应该说的话。“你身材好结实呀”，是对客人传统女性气质的一种贬损，“结实”、“壮实”，这些词汇是用来形容男人的，而用来形容女人时等于在说她“不像女人”。更重要的是，男人评点女客人的身材，在社会性别秩序三重关系(权力/经济/情感)下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即在三重关系中占优势地位的男人观看、评论(包括贬损)女人，这是一种支配趋势男性气概实践。但是，在性产业从业情境中，女客人在私人三重关系中占了优势，处于劣势中的男公关完全没有资格像飞飞那样“评点”女客人的外表。他在“晕乎乎”中，未能清晰地识别情境，所以才错误地在不属于此情境的符号下进行了男性气概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挑战客人权力位置的试探，起着权力博弈的作用。但是，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只能借着酒劲儿来实现。

面对飞飞的“挑衅”，女客人可以有三种反应，一种是激烈的怒斥，虽然注定客人会胜利，但情绪也会被破坏；另一种是置之不理，而这与客人在私人三重关系中所具有的优势地位不相吻合，所以，这位客人采取了第三种方式，即含蓄地说出了自己的不满：“小伙子你蛮会说话呀。”而其语气，完全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背后潜藏着另一句任何人都可以听出来的话：“想想你在和谁说话！”

有学者论述说：“使用语言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影响，或支配他人的行为与想法。但是因为这种支配趋势的意图非常容易让人反感，使谈话过于具有权力斗争色彩，所以人们会在交谈中采用一种‘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策略，通常是用间接的谈话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我们看到，这位女客人便使用了这一技巧。

在女客人的回击面前，作为男公关的飞飞，或继续原来的话题，或对客人的反弹置之不理，但这都不符合他在私人三重关系中的位置，不符合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所以，他的反应是慌忙道歉。

有学者说：“对于‘去政治化’的谈话策略，在权力关系中居于上风的人使用，起到的效果会比较好，立即引起居于下风的人的重视。”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再来看飞飞讲的另一次经历：

还有一次，也是在包房里喝酒时，那位女客人脸上有一个大痣。我喝得晕乎乎的，说：“你怎么长这么大一个痣呀，好难看呀。”旁边几个陪酒的兄弟忙帮着打圆场，说：“你错了吧，没这个痣就不好看了，就是因为有这个痣才好看呢。”客人笑笑，没说什么。

包房里几个兄弟间会有默契，谁出了错，大家都会帮忙。如果有一个人错大了，客人生气了，大家就全完了，谁也别想拿到丰厚的小费了。

这个例子中，又是“喝得晕乎乎”时说的话，但因为第三方的及时介入避免了事态的升级。担心“客人生气”，就是担心在私人三重关系中处于优势的一方对劣势一方的挑衅进行严厉处罚，而避免方式就是在男性气概上做出相应的实践。正是在这样的共同利益中，其他在场的男公关，不等客人说话就出来自行打击对三重关系中优势一方的挑战了，而飞飞也迅速认识到自己在做着什么，还对其他人心怀感激：“大家都会帮忙……”

飞飞以上二次男性气概的实践，是在社会性别秩序之下进行的，但挑战了性产业从业情境中与客人私人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幸好二位女客人的女性气质实践均不太“强势”，使得事态没有扩大。

即使曾说如果客人太刁难自己“抬腿就走”的阿京也承认，有时是必须忍受的：“比如陪客人聊着天，喝着酒，哪句话说得不得体了，她就立即翻脸：‘你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一个做鸭的吗，我拿钱就能砸死你！’公关这时也只能陪着客气，说：‘对，您说得对，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赚的就是这份小费……’”话说得“不得体”，便是违背了说话时的情境，通过这“说话”实践着不应该在当时当地实践的男性气概，所以自然要赔着客气承担责任了。

同前面飞飞的例子不同的是，在阿京讲的例子中客人使用的语言是没有“去政治化”的，而是以强力在直接行使语言中的权力。这种时候，男公关要做出的反应则不能是轻描淡写地以“开个玩笑”作为托辞来“道歉”了，一句“您说得对，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赚的就是这份小费”使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符号交锋中，当客人直接使用语言中的权力，男公关就要表现出更大的“服软”，充分地显示柔性/从属趋势的男性气概实践。

我自己做社区考察期间，没有遇到过客人和男公关翻脸的事情，聊天时偶尔会有一些小的不愉快，但都会被打叉过去。所谓“打岔”，和飞飞同伴的“打圆场”是一个意思，均是立即将两种不同的符号分隔开来，使其冲突被忽视，从而使现场迅速恢复到它原本应该有的样子。这样客人才能玩好，而公关也才有钱赚。

也许正因为双方，特别是夜场中更占优势地位的女客人一方，充分理解这两种符号的矛盾，所以在遇到两种符号交锋时，会共同默契地采取妥协、回避的态度，彼此让一步，避免冲突升级。当然，这种让步，通常更需要男公关先做出。

冲突出现时，女客人掌控有更大的决定它是否继续发展的权力，在面对男公关的首先退让时，她是否也做出妥协。如果她决定不妥协，男公关想退让也没有机会。富哥便对我讲过一次女客人打男公关的例子：

客人打了陪酒的小子，据说人家一巴掌把鼻子打出了血……

那晚的客人都是30多岁，有一个女的当时好像很不高兴、很横的样子。

经理给赔了礼、道了歉，然后那帮客人就买单了。大家在聊天时说一两句让人不高兴的话不是什么大事，主要是那个女的心情不好。

这种事在那种场合不算什么大事，不是经常，但也不足为怪，在那种场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大家都麻木了……

我们从上面这段话中看到的信息是：“聊天时说一两句让人不高兴的话不是什么大事”，但是，“那个女的心情不好”便决定了事态后来的发展，“横”是刚性/支配趋势女性气质的实践。客人翻脸的结果注定是男公关一方更多地退让，“经理给赔了礼、道了歉”；从情感上来讲，当时同样是男公关的富哥并没有谴责女客人的行为，而是说“大家都麻木了”。麻木的背后，不仅是对私人三重关系中女客人优势地位和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的认可，也是对自己将不同的符号引进此一情境中的责任的自觉承担。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约略看到，语言的使用是一种复杂权力关系的运作，“言语对话不仅反映参与互动者彼此的权力位阶关系，同时也是权力角力的互动空间。参与者以言谈互动的同时，也正是互相再建构及协商彼此的权力地位关系的时刻。”

我们看到，不同的冲突情况会有不同的应对可能，其复杂性与多样性便是男性气概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社会性别秩序的三重关系，与私人关系中的三重关系，无疑对男性气概的实践发挥着影响。但是，权力关系并不会导致简单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也没有简单的角色扮演，男性气概完全是一种在具体情境下的实践中的建构，而非权力决定的。

同时，在我们分析男公关和女客人的冲突时，还不能不考虑空间与性别的关系。空间中是存在性别的，有些空间是男人的，有些空间是女人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公共空间是属于男人的，私人生活空间被建构成女人的。夜总会这种空间，通常是男人的。当女人进入一个常规的男性空间的时候，种种不协调出现了。更何况，二者在此空间的“工作”也是违反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的，即原本应该是男人购买女人的性服务，而在男公关和女客人间成了女人购买男人的性服务。“工作并非性别中立，而是被塑造成适合男人或女人的工作，构成和维系工作的整套社会实践被建构出来，以便体现为社会所认可但多变的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特征。”影响女客人处理男公关的拒绝与“挑衅”的因素中，无疑具有这些空间性质对她们的影响，当处于“男人空间”时，女性即使在私人三重关系中居于优势，也受着此空间内的性别压力作用。

    日本的男公关夜总会在过去几十年里，其实都处于日本夜生活的边缘地带。但是随着时代转变，如今这种暧昧的职业一下子升上台面，因为男公关月入几十万元人民币是常事。   图片来源：Androniki ChristodoulouWorldPictureNews

争议漩涡中的方刚

方刚博士

方刚，性社会学者，主要从事性、婚姻家庭，以及男性研究,在国内外出版著作30余部,电子信箱：owl1968@sohu.com

“像小报记者搞的社会调查”、“卧什么底啊？自己想在里面混吧？”这是新浪、天涯等网站上，网民对“博士卧底夜总会”新闻的解读。

而另一方，他调查的所在地、深圳大学博士孙海峰则说：“比那些纸上谈兵的垃圾博士强多了！”

辱骂、嘲笑、成名，或者被捧为英雄。12年前，当以性为主题的4本著作被封杀的时候，记者方刚被迫离职，成为自由职业者。如今，这位出生于1968年，在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担任讲师的男人再次处于风口浪尖。不过，他不再似当年反抗式地隔绝外界，自称现在的心情是——“风动幡动心不动。”

“我也是弱势群体”

《人大博士卧底夜总会写博士论文》，媒体将视角放大在“卧底”、“性”。对这种理解，方刚直言：“完全不正确。”

他的解释是，博士论文要做的是理论研究，是想通过男公关这一现象来研究“男性气概”这一理论，不是揭秘。“我们的男性研究目前几乎是空白，极大地阻碍了两性平等。如果只有女人起来说我要两性平等，但是男人说我不放弃特权，两性平等怎可能真正实现？”他表示，“男性气概”的研究实际上是直接作用于性别平等的，而此次调查的男公关人群，更是社会发展、男女角色变更的产物。

关于“卧底”，学者方刚的说法是“田野调查”或者叫“社区考察”。让方刚选择这种研究方法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男公关”是一个特殊人群。“只有用田野调查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得到真实、生动的了解。”

虽然自己是大学老师，但方刚的自我感觉是“弱势群体”、“同属于边缘”，这或许是他选择这个研究方向的原因之一。

方刚透露，他的父亲属于“老运动员”，在“文革”时期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被批斗者。终于有一天父亲他平静地跳进了火光熊熊的炼钢炉的钢水中，没留下任何东西。那年方刚才3岁。“我的童年处处受到老师、同学和周围的人欺压、凌辱。所以在我做记者，第一次接触到同性恋者的时候，我就本能地觉得，他们是被主流压制的弱势，应该为他们说话。”

“鼓励更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通过媒体的报道，方刚的研究迅速成为了社会话题，赞赏、非议、质疑、嘲笑等各种声音满天飞。面对争议，方刚说自己没有什么压力。“因为都是外行的话，内行的人不会说这些。不过肯定还是会不开心，因为我不是神。”

来自社会层面最集中的质疑声音是：方刚借着毕业论文是在哗众取宠，打着性的旗号为自己沽名钓誉。方刚觉得可笑，“谁也不会为了哗众而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前途。研究性的学者出名，是因为研究的领域受关注，这肯定不是我从事性研究的初衷。”

更有人认为方刚的调查是“执法犯法”，方刚在接受采访是也坦诚了自己对这个研究群体的态度：“我不认为从事性工作是不道德的，当然更不会劝他们‘从良’。我认为性工作是一种工作，是个人的职业选择。”但中华女子学院性法学专家赵合俊博士认为，从法律上讲，从事卖淫嫖娼活动当然是违法的，但去研究和调查该行为并不违法。

来自学术界的反馈声音也充满分歧。有不少学者被方刚“充满勇气的研究方法”大声鼓与呼。深圳大学副教授孙海峰就对记者称：“这个论文挺好，比那些纸上谈兵的垃圾博士强，社会研究需要进入现场，接近对象，光看资料写论文有个屁用？特别是色情服务这种风险环境，进入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4万元研究经费的实用也是一大争议焦点。一位学者在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质疑道：“这样的课题远没有紧迫到花大价钱体验的程度！如果一个博士生单个的研究课题，两个月就得花费4万多，那么，我们的科研经费再追加，怕也赶不上人家‘烧钱’的速度！”对于研究经费，在深圳大学博士孙海峰看来，“在这类领域，资金流动量惊人，几万块算什么？！”

评论员孟隋在题为《两个“卧底博士”，为何境遇悬殊？》的评论中，将方的论文定位为“脱离现实的空洞化、浅薄化、无聊化倾向”。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表示，只要方刚在研究的时候不越轨(指不参与性交易)，那课题就可以成立，学术研究没有禁区。

但他同时说：“我会鼓励更加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因为现在这个群体的研究不是最紧迫的。”

国内需要这样的论争

今年10月底，著名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博客里写到国内“性研究”的无奈：“如今，性学要把这个肮脏的小秘密用学术的语言堂而皇之地说出来，于是，作者和读者就都有了一种别的学科所没有的尴尬。”

但她同时坚定地表示：“目前的中国肯定是需要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道理，这样的论争，不然人们不会如此激动。”

“我不会拒绝被社会关注。”方刚说，受到社会关注不是研究价值本身，也不是博士论文本身的价值，但至少属于一个有益的延伸。

方刚计划在1月中旬继续到深圳调查，研究换偶、易装等课题。目前男性气概研究，在国内，方刚被认为是这个研究领域第一人。他希望，能用十几年的时间，推动“男性研究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他说，他现在仍然很孤单。（记者 张小摩）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方刚 张小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