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0日，太原市许东村一处民房内，患尿毒症的陈喜明和父母、哥哥租住在这儿。记者进门采访时，陈喜明正躺在床上，满面愁容的父母坐在床的一角，哥哥陈喜良时而大叫、时而哼着不着调的曲子自娱自乐。

　　陈喜良痴呆，法律上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父母曾有心让大儿子捐肾拯救二儿子，可亲情却撞上了法律：陈喜良不能捐献肾脏。

　　用哥哥的一个肾救弟弟的一条命，这样的亲情故事，曾无数次在我们身边上演。然而，这样的真情，在陈家，却无法复制。

　　无奈，坚强的妈妈决定，捐肾救子。

　　灾难降临 陈喜明患上尿毒症

　　25岁的陈喜明是黎城县西仵村人。2005年山西职工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太原,供职于一家医药公司。

　　2007年元旦,世人同庆的佳节,却成了陈家人不幸的开始。

　　前一天,陈喜明已约了同学,到南宫广场共度新年。可是,一大早起床,他忽然觉得全身乏力,额头发烧。

　　陈喜明以为是普通感冒,没太在意,“开了点药,打了点滴”,休息3天后,陈喜明回到单位上班。坐到办公室,刚打开电脑,他的眼前突然一黑,整个世界顿时模糊。稍休息一下,情况好了些,陈喜明赶紧给老家的父母打了个电话。

　　听说儿子生病,母亲桑玉平立即赶到太原。

　　2007年1月10日,陈喜明在母亲桑玉平的陪同下,先后到山西省眼科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表面看,是眼底出血,但根本的原因,是双肾萎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尿毒症,治疗的最好办法是换肾……”看完化验单,医生把桑玉平叫到了一边。“妈,咱回家吧,没医生说得那么严重。”得知自己病情的陈喜明故作轻松地劝母亲。他知道,医生说的换肾需要20多万元费用,之后的药品维持每年至少得几万元,他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桑玉平明白儿子的想法,坚持让儿子住进了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治疗3个月,家中仅有的积蓄花完了。为了省钱,从2007年4月,陈喜明出院,和父母在太原许东租下一间小房子,靠做腹膜透析维持生命,每天医药费180多元。

　　陈喜明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一家人用8年时间,才在村里盖起5间新房。2001年,从银行贷款3万元买来的农用车,是家中最值钱的东西。“但为了给儿子治病,农用车卖了,房子也得卖。”父亲陈联生说。

　　2007年8月14日,透析的钱再也拿不出来了,陈喜明暂时放弃了在太原的治疗,回到老家。

　　亦喜亦悲 哥哥的肾与弟弟不匹配

　　要治好陈喜明的尿毒症,最好的办法是换肾。可肾源在哪儿?陈家人一筹莫展。

　　2007年5月的一天,陈联生收拾年前捡来的废铁,准备换点钱。偶然,和收购废铁的男子说起了家中的不幸,一点希望瞬间出现——“不瞒你说,我有个办法,但你千万别骂我。”男子说。“你家喜良不是痴呆吗?兄弟们的器官一般配型吻合,又省钱,你不如把喜良的割了,给喜明移植。”男子的话,还是止不住让陈联生怒火燃烧。但考虑到对方也是好心,他忍一忍,勉强说了声“谢谢”,转身回屋。

　　正是这个主意,让陈联生夫妇陷入了痛苦的抉择。

　　陈喜良,27岁。在出生4个月后的一天,突发高烧,全身颤抖。陈联生带他去村医处看病,医生一测体温,竟超过了40度,赶快打青霉素退烧。几天后,烧退了,可陈联生发现,从那时起,喜良不会笑了,也没有了普通孩子的机灵劲儿。夫妇俩带孩子去大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脑中枢神经被破坏,陈喜良就此变成了痴呆儿。“6岁以前,吃东西都不会咬,得大人把食物嚼碎喂到他嘴里。这样一个儿子,我们怎么忍心再割掉他一个肾?”然而,看着小儿子病情一天天恶化,陈联生夫妇反复思量一个多月,最终还是作出了决定:让陈喜良割肾救弟。“割掉一个肾,也不会影响什么,更不会危及生命。”桑玉平自己安慰自己,那段时间,她心乱如麻,一次次放弃决定,又一次次在内心挣扎着寻找说服自己的理由。

　　接下来,陈联生夫妇带着陈喜良到西仵乡卫生院做了血液检测。

　　血型结果很快出来了——陈喜良是AB型血,陈喜明是A型血。乡卫生院的医生说,血型不符,根本不能进行肾脏移植。

　　医生的话一度让桑玉平如释重负,但,随之而来的,是几近绝望——“我为大儿子庆幸,可是二儿子怎么办?”

捐肾换肾 亲情法律起冲突

　　兄弟俩的配型失败,又有人建议,干脆让陈喜良捐肾,给弟弟换一个配型吻合的肾回来。

　　晚上,看着已经入眠的大儿子,陈联生心痛不已。“说的是喜良捐肾,实际上是卖肾啊!”“可是,还有什么办法能救喜明?”夫妇俩相对无言,坐至天亮,始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看着脸色蜡黄的喜明,桑玉平咬咬牙:“如果有合适的,那就卖吧。”“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虽然他痴呆,但一样是我们身上的肉啊!”那天一早,桑玉平特意给大儿子炒了一个他最爱吃的土豆丝,煮了一锅长寿面。饭做好了,桑玉平让丈夫照顾喜良吃饭,她则端着碗到了院里。

　　那顿饭,桑玉平没有吃。躲在院子里,任泪水一次次从腮边滑落。“陈某,27岁,愿意主动捐肾给需要的人。条件是,换取一个和弟弟配型吻合的健康肾脏,有意者可与×××联系,电话……”几天后,长治某电视台的节目下方,飘出这样的字幕。

　　就这样,陈联生一边在电视台发布“卖”肾广告,一边给陈喜明吃中药治疗。广告没起作用,中药也没起作用。3个月后,陈喜明开始全身浮肿。

　　陈联生夫妇急了,决定直接带大儿子到医院捐肾,换一个小儿子能用的肾。2007年11月初,陈联生带大儿子来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找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小桐,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可能,那是违法的,我们不能这样做。”武小桐断然拒绝。

　　看着这对可怜的夫妇,武小桐耐心解释:“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有明确规定,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经过公民本人同意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

　　法律摆在陈联生夫妇面前,他们的愿想遇阻。“如果割掉大儿子的肾能救小儿子的话,我情愿去坐牢。”桑玉平说。“那也不行,你们没有权利决定替儿子捐肾,我们也不能这样做。”

　　得知父母想用哥哥的肾救自己,陈喜明坚决不同意。面对记者采访,他无奈至极。“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又不忍父母伤心……”

　　现在,陈喜明每周要做三次透析,由原来的腹膜透析改成了血液透析。给陈喜明看病,这个苦难之家前后花了11万余元,欠外债近10万元。亲戚朋友,能借钱的地方借遍了。

　　爱心涌动母亲决定捐肾救子

　　陈家遭遇在当地媒体报道后,一时间引起很大反响。黎城县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先后赶到陈家,分别捐助5000元。太原某企业总经理得知陈家的遭遇后,也几番打听,找到了陈喜明的住处,看望了他。临别,这位老总郑重承诺:“如果肾源合适,能做手术,我会联络几个朋友帮你们负担一些手术费。”

　　社会各界的爱心,让陈家人看到了新的希望。2007年10月,陈联生一家四口再次来到太原,住到了许东的出租屋。

　　大儿子舍肾救弟弟的计划失败后,同是50岁的桑玉平和丈夫毅然提出,用他们的肾救自己的骨肉。

　　2008年1月8日,陈联生和桑玉平赶到了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做配型检查。结果,陈联生的血型也和儿子喜明不符。桑玉平的几项身体指标除了血脂稍高外,其它都正常,血型和陈喜明相同。

　　“一周以后还得再做一次更细致的检查,最终确定你的肾与儿子能否完全匹配。”医生说。

　　由于母子俩的营养太差,医院方面建议桑玉平和儿子先住院调理,但,陈联生一家还是回到了出租屋。“我们住不起医院,有点钱还得先紧着给喜明做透析。”陈联生神情黯然。

　　“我愿意付出一切。”对于医生提出的手术中的种种危险,桑玉平说,她早有准备,哪怕面对意外中的死亡,“只要儿子能好好地活下来。”

　　肾源的希望,就此落在了这个苦难而又坚强的母亲身上,但伤痛,却远未结束——1月11日上午10点,陈联生离开太原返回黎城,他说,回家去变卖房子,凑手术费用!

　　本报记者 任俊兵 通讯员 文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