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雷成

　　3月12日早上，从云南省蒙自县城骑车到6公里外的新安所镇上班的路上，当许丽娟迎面撞见满身是血的外甥许亮时，她“像是被人狠狠地在心上揪了一把”，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

　　自从十多天前许亮离家出走以来，全家人已经习惯了随时东张西望找寻他的踪影，但许丽娟还是没想到会这样找回外甥。

　　眼前的男孩头发蓬乱，眼睛红肿，脸颊、耳朵和手背上遍布新鲜的烫痕。他用一块脏兮兮的毛巾掩着面部边走边哭，泪水混着血水从眼角流下来。

　　许丽娟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试探着唤了声：“亮亮？”男孩应声抬头，茫然地“啊”了一声。

　　两人同时大哭。许丽娟强撑着把许亮送到了医院。一进医院，这个刚刚度过了一个梦魇般夜晚的13岁男孩立刻昏倒了。

　　出走男孩遭遇小镇“霸王”

　　蒙自县新安所镇盛产石榴，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除了每年8、9月份石榴成熟上市的时节外，大部分时候，这个小镇都很安静。

　　3月11日，许亮在新安所镇的网吧里连续玩了十多个小时的游戏。在镇上工作的小姨许丽娟以前常带他来吃凉米线，许亮对这儿很熟悉。离家出走快两个星期了，身上的钱所剩无几，他想在网吧里过夜。

　　然而，他不曾料到，这个夜晚将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

　　这天晚上10时左右，新安所镇辍学少年汤小峰、何广和唐明三人碰巧到网吧收“保护费”。生面孔的许亮引起了他们的注意。3人围住许亮，很快就“收”到了5元。这时坐在旁边上网的一个成年人看不过去了，说：“我兄弟的钱你们也敢收？”

　　汤等3人只好把钱还给许亮，怏怏地出了网吧。正踌躇间，王新来了。

　　王新是当地有名的“霸王”，是这些少年中的“老大”，以打架最狠著称。听说“里面有个小娃娃很有钱”，这位“老大”说，带我去看看。

　　进了网吧，王新顺着3人所指，冲上去就甩了许亮一巴掌，网吧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没人敢再说话。他们在许亮身上搜出了8元，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

　　如果就此收手，这8元只不过是这几个少年最不值得一提的收获之一。可是，就在一念之间，王新想做点什么来打发这个无聊的夜晚。

　　在他的指使下，何、汤返回网吧，把许亮拖了出来。两人挟住许亮，把他带到离网吧约100米远的一个沙堆旁。

　　几个人在许亮身上重新搜查了一遍，又叫他脱了鞋，没有新发现。这时，王新燃上一支烟，叫许亮自己在沙堆里挖个坑。

　　许亮早已被吓得大哭起来。王新上前踹了他几脚，叫他闭嘴。许亮只好啜泣着徒手在沙堆上刨了一个洞。待他站起，王新又命令他往洞里撒尿，再将自己的头伸进洞里，用沙埋住头。

　　许亮不敢不照办。当他把自己的头埋进沙堆后，王新将烟头戳向他裸露在外的手背上，许亮再次大声哭喊起来。

　　担心许亮的哭叫引来麻烦，王新停了手，把许亮拉出来。这个小男孩泣不成声的求饶没有唤起他的慈悲之心。他另出一招，叫何、汤、唐3人轮流上前与许亮对打。压根儿就不敢还手的许亮被一次次打倒在地上。

　　回忆起当时在一旁观看的想法和心情，王新说：“我没什么感觉。”

　　何、汤、唐3人都打累了，望着瘫倒在地上低声哭泣的许亮，王新又想出一个既不费力又“好玩儿”的点子。

　　厕所捡来注射器抽血

　　新安所镇的老民居都是土坯平房，几户人家围成一个小院落。厕所往往独立于大门之外，既没有门，也无人打扫，人们可自由使用。久而久之，一些僻静小巷内的厕所成了吸毒人员的活动场所。

　　新安所镇四川巷的厕所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厕所，其实不过是以土坯砌成一人来高的墙，圈出一米见方的空间。里面没有粪池，不过垒几块砖头当作坑道，污浊遍地，臭不可闻。

　　尽管事发至今的近3个月内，警察突击抓过好几次吸毒人员，这里仍然满地是吸毒人员留下的针管。一些针管中残留的血液清晰可见。

　　住在厕所对面的一位老居民说，吸毒人员经常注射完便随手将针管抛出墙外。有一次她蹲在门口整理柴火时险些被一支飞出的针管击中，却敢怒而不敢言。

　　3月11日晚，吸毒已3个月的王新想起了这个厕所。他与3个伙伴兴奋地拖着许亮，穿过一条200多米的小巷来到这里。在路过一个绰号叫“肥香肠”的“朋友”家时，王新敲门进去借了一把约20厘米长的刀。

　　夜深人静，绝大部分居民早已熟睡，小镇一片漆黑。他们点燃厕所角落里的蜡烛，喝令许亮蹲下。

　　借着微弱的烛光，王新在地上捡了一支注射针管。吸满了水——关于这水从何而来至今说法不一，有说是粪坑里的，有说是阴沟里的，有说是吸毒人员留下的锡箔纸里残留的——和着针管里残留的血，推进了许亮右臂肘窝处的血管内。王新已经可以熟练、准确地找到静脉。

　　然后，他又将许亮的血回抽了一针管，再重新注射回去。

　　没有人能准确记得这样的动作重复了几次。没水了，何广又去附近的游戏室里接了一纸杯水。最后，王新在杯子里洗了洗针管，叫许亮把血水喝了下去。

　　意犹未尽，几人又用蜡烛烧化了两支针管，朝许亮的双手手背、耳朵和脸颊烫去。

　　事后，何广向警察回忆说，他当时摇头叹道：“阿新，这太残忍了。”但被问及为什么不阻止时，何广说，阿新都干了，我们如果不干就是没义气。

　　之后，他们将许亮带出厕所。路过“肥香肠”家门口时，王新想起了没有派上用场的刀。他用刀背狠狠敲了许亮的头，喝令许亮自己走回蒙自县城，永远不许再到新安所来。

　　伤痕累累的许亮没走几步就昏倒在路边。幸运的是，第二天一早，他被正要上班的小姨发现了。

　　 艾滋病隐忧令家人惶恐终日

　　事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许亮一直处于恐惧、精神高度紧张状态，整日耷拉着脑袋，不停地颤抖。刚开始，他对发生的事情三缄其口，直到警察再三承诺保证他的安全，他才断断续续地说出真相。

　　“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娃娃下这样的毒手。”许丽娟说，许亮性格内向，从不惹是生非。

　　这次毫无征兆的离家出走可能是这个六年级小男孩做过的最出格的事。本学期开学的前一天，他跟着外婆到学校报了到；第二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离家，却没有去上学。

　　许丽娟认为，许亮学习成绩虽然不太好，却没有什么压力，不至于厌学逃学。许亮的母亲当保洁员，下了班还种些蔬菜补贴家用，很少过问他的学习，大部分时候许亮由外婆照顾。继父对许亮虽不见得十分疼爱，却也从未打骂过。

　　今年春节期间，许亮学会了打电脑游戏，“好像也没有非常沉迷”。可是10天后，他突然一声不响地怀揣着200多元压岁钱走了。

　　许家人至今不敢开口询问许亮在外流浪的这十多天是怎么过的。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的小男孩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创伤，也不知该如何抚慰。

　　现在，许亮身上的伤口已经结痂，但那一夜给他带来的心理伤痕却远未平复。办理了休学后，他整日待在家中，不肯迈出大门一步，再没有碰过电脑。

　　他最害怕的事就是上厕所，为此特意准备了一根木棍用于上厕所时防身。一次许丽娟把钥匙忘在屋子里，便随手拿起这根木棍想从窗子把手提包挑出来。不料许亮大怒，坚决不准她用这根棍子。

　　而最大的担忧，许家人还没有向许亮说出口。初步的血液鉴定结果是“白细胞数增多，有发炎症状”，可能感染上艾滋病的危险更令他们惶恐终日，由于要等3个月的“窗口期”过后才能检测，许家人只能提心吊胆地挨日子。

　　对艾滋病一知半解的许丽娟，在最初的一个多星期，怎么也不敢给半岁多的女儿喂奶。

　　离检测的日子越近，家人心上的石头就更高悬几分。还蒙在鼓里的许亮丝毫不知道自己将可能面对一个改变命运的结论。

“我很享受大家怕我的感觉”

　　“为什么要这么折磨一个素不相识的同龄人？”这是目前已被刑事拘留的王新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他的回答始终如一：“好玩。”

　　被关押在蒙自县看守所已近3个月，王新为当时做的事感到后悔：“不该把他（许亮）拉出来。应该收了钱就走。”

　　他“不知道”将带血的针头插入别人的体内会有什么后果，“吸毒的时候也互相用”。但是，吸毒3个月，他自己从未与别人共用过针管，因为“带着血，脏，对身体不好”。

　　他承认“一次都没有想过”给许亮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也不担心对方记恨自己：“他要恨就让他恨吧。”

　　这不是王新第一次进看守所。去年9月4日晚，他因为玩游戏与人发生争吵，就出门找了一根钢管回去报仇，没找着对方，便将对方的弟弟打成重伤。但被刑事拘留了两个多月后，蒙自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无逮捕必要”又将其释放。

　　去年12月31日晚，他与“朋友”在新安所镇“心海洋”歌舞厅喝酒唱歌，与“朋友”李某一时言语不合，当即暴怒，抓起桌上的啤酒瓶向他的头部砸去。至今李某颅内还有血肿。

　　正当蒙自县公安局准备就这起故意伤害案向县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王新时，王新又犯下了3月11日的这起重案。

　　小镇的“金牌打手”

　　记者前往看守所采访时，王新是从禁闭室里被带出来的——前两天，他把另一名在押人员打伤。

　　娃娃脸，眉眼浓黑，身高不到1．6米，相对于15岁的年龄，王新偏于瘦小，但他却是新安所镇尽人皆知的“金牌打手”、“刀郎”。

　　王新自认为“脾气不火暴”，并不经常与人发生冲突，只有“别人惹着我或我的朋友”时才会打架。从小学三年级第一次打架起，他从来没有输过。“因为我耐打，他们把我打趴下了我又起来，他们就不敢打了。”

　　每次打架，他都没想过后果。知道打头最致命，所以次次都直接打头。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为王新在新安所镇赢得了“名声”：“在新安所，大家都知道我。”他不知道别人眼里的自己是什么形象，但知道“大家都怕我”。

　　“我很享受这种感觉。”他说。

　　吸毒前，他每天的开销是二三十元，沾上毒品后，每天注射两次得花40元。“有时向‘朋友’借，有时向爸妈要，有时是去‘收’。”

　　收“保护费”是王新和“朋友”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我一般是一个人去‘收’。上去就问他有没有装着钱，如果他说有，我就拿一半多一点，剩下的还给他。如果说没有，我就搜，搜到了就给他几耳光，问他‘这不是钱是什么？’然后全部拿走。”

　　镇上17岁以下的孩子几乎全都遭遇过他的勒索，包括曾经的同班同学。惮于其恶名，大部分人都乖乖交钱且不敢声张。最多的一次，王新收了100多元。

　　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现在管不了了

　　王新的家在新安所镇镇街边缘。邻居大都砌了高墙建了新房，相比之下，王家破旧的土坯墙黯然失色。院子里杂物遍地，苍蝇乱舞，屋子低矮昏暗，两只鸡在床上床下乱跳。

　　王家只有两亩多地，一半种石榴一半种蔬菜，日子过得很艰难。王新的两个妹妹一个读五年级，另一个才刚会走路。

　　王新两次将人打成重伤欠下的医药费更使这个家庭负重不堪。受害方亲属数次找上门来，王家只能一再低声下气赔礼道歉。一次王父实在无法，答应将土地抵给人家，母亲杨丽萍坚决不同意：我们已经当成没这个儿子了，两个女儿还要活下去。

　　对于唯一的儿子，杨丽萍有一肚子委屈。

　　她回忆，小学二三年级时，王新是很乖的，会帮父母做农活儿、卖菜。有一次杨丽萍因阑尾炎住院，王新把她送到医院后，又自己骑车去通知外婆，他那么小就知道心疼母亲，杨丽萍一直记得清清楚楚。

　　但三四年级时，王新就“不学好”了。他开始在外边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厮混，学会了抽烟、打游戏，开始逃学，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管不住。”

　　到五六年级，王新经常对好心劝导他的老师拳脚相加。记者辗转联系到他的小学班主任，这位女教师拒绝接受采访，只托人转告了一句话：“我没有这种学生。”

　　2005年王新小学毕业，说什么也不肯上学了。他对父母说，不读了，你们交了学费我也不去读。父母打骂无用，只能放任自流。

　　自那以后，王新两三天才回一次家，换了衣服就走，很少留下来吃饭。父母根本不知道他做什么、在哪吃饭、在哪睡觉，王新也绝口不提。

　　父亲责骂、发火只是加快了他离家的脚步。面对父母，王新通常只保持沉默。只有一次，父亲生气打破了王新房间的玻璃窗，这惹怒了他，王新开始与父亲顶嘴，两人越吵越凶，王新顺手从窗户里丢出一把刀来，险些伤到父亲的腿。

　　上五年级的妹妹王霞也觉得哥哥越来越疏远陌生。她现在都记得小时候哥哥带她去游泳和捉蜻蜓的欢乐，而现在在路上遇见王新，她却不敢打招呼——看见王新和那些“头发染成黄色的人”在一起说笑，她觉得害怕。

　　“经常有同学在我面前说，你哥哥收别人的‘保护费’，你哥哥就是那个‘刀郎’。”王霞说，“我恨他。”

　　“最想念的人是我的‘朋友’”

　　第二次进看守所令王新的父亲对他几近绝望。父亲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家里又不是对他不好，但他仍不为所动。

　　他承认“对父母从未有过歉疚感”，“从没考虑过父母的将来”。

　　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他们有我妹妹。”

　　王新现在最想念的人是“朋友”们，他们是他“最信任的”、“关系最好”的人。

　　被刑拘后，他只哭过一次，是指认现场的那天，隔着警车的窗子看见“朋友们”都来了，他“很感动”。

　　要成为王新的朋友，得“讲义气”，得和他“玩得来”。“玩得来”是指“喜欢出来玩”。他在全镇有三四十个朋友，最好的大概有五六个。

　　汤小峰、何广都属于他“最好的朋友”。他们整日生活在网吧、游戏厅、歌舞厅和酒吧之间。王新很喜欢每天与“朋友”们闲逛的日子，因为“很自由，无忧无虑地就过来了。”累了，去小宾馆睡一觉，没钱了，抓几个孩子收收“保护费”。毒瘾来时就三五个人一起找个隐蔽的地方打上一针。

　　借刀给王新的“肥香肠”也是他的朋友。“肥香肠”比王新大一两岁，也辍学在家。第一次打交道是王新收“保护费”碰上“肥香肠”，“肥香肠”给了王新15元，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经常拿钱给王新，有时二三十，有时五六十。

　　王新最喜欢的衣服是一件缀满亮片的白色外套，也是“朋友”购买送给他的，价格80多元。杨丽萍说，王新对朋友也出手大方。这个每天种菜卖菜的母亲无法理解儿子与“朋友”们之间的关系。

　　一个细节给办案刑警何忠泰留下很深的印象：指认现场时，一些平时对警察唯恐避之不及的少年争相给王新送酸奶、送烟、送钱。

　　何忠泰哭笑不得，说：“你人缘不错啊！”王新神态自若地回答：“还行吧！”

　　也正是这些“朋友”将王新引向了毒品。“我在鞋厂打工时有一天朋友来找我玩，我问去哪儿，他们说去拿毒，我就说拿一点儿给我。钱不够，我就去‘收’了80元。”

　　在鞋厂工作是王新第一次想认真赚钱的时候。第一次从看守所释放出来后，王新跟母亲说，家里的屋子太小了，屋后还有些空间，打算扩建一下。可只领过一次工资70多元后，有一天，杨丽萍听说王新在上班时“被几个骑摩托车的青年接走了”，便知道“完了”。

　　果然，王新好几天后才回来，再没提过工作的事。他重新开始彻夜不归，变本加厉地去“收钱”。杨丽萍知道，这回她再也没法挽回儿子了。

　王新让新安所镇派出所民警夏征宇感到挫败。

　　王新第一次被看守所释放时，是夏征宇把王新送回家的，后来夏征宇又数次上门做工作。“我们聊了很久，他看上去很感动，也答应我要改。”

　　夏征宇说，新安所镇处于城郊接合部，思想闭塞又受到外面世界的冲击，农村的家庭教育跟不上城里，年少辍学的孩子很多。

　　没有进取心，好逸恶劳，整日游手好闲是这些从学校流失出来的孩子的共同特征。他们不肯吃苦种地，不敢外出闯荡，没有一技之长。

　　记者在新安所镇采访两天，总是能看到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或三五成群在街头闲逛，或在游戏厅玩游戏，或在网吧里聊天。在这个纵横只有四五条街、半小时可全部逛遍的小镇上，他们懵然不觉自己正在挥霍着青春。

　　夏征宇说，这些辍学少年大都家庭状况复杂，无人看管。没钱了就到派出所里讨吃讨喝讨衣服穿，令民警们十分头疼。

　　由于对外来诱惑缺乏抵抗力，他们极易染上恶习，几乎无一不抽烟喝酒，有的甚至染上毒瘾。王新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例。

　　“学校不要公安要。”蒙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何忠泰说。根据蒙自县公安局的统计数据，今年1至4月共抓获未成年刑事案件嫌犯31人，占全部抓获人员的32％，且犯罪年龄日趋低龄化，未满14岁的有3人。

　　蒙自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可兵介绍，未成年人的作案手段日趋成人化、暴力化、凶残化，已从一般的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转向故意伤害、暴力抢劫等恶性案件。他们大都三五个人结伙作案，并集中在暴力犯罪及侵财犯罪。

　　这31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均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近一半在小学期间就辍学，有的甚至从没上过学。

　　可兵认为，面对这种新局面，执法打击力度已不足以起到阻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警示效应。基于“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软肋”。

　　从事过多年刑侦工作的蒙自县公安局警官卢春兰认为，在王新的案例中，如果他第一次将人打成重伤后能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大概没有可能染上毒品，更不会再次胁迫他人参与犯罪。

　　卢春兰说，法律的“宽大”客观上助长了王新的嚣张气焰。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说，宽大处理应结合少年嫌疑犯的具体情况灵活应用。如果家庭或学校能对其从严管教，那么法律的宽容能起到教育转化的作用；如果家庭对孩子的管教已经失控，宽大就意味着放纵。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数字

　　下降2岁

　　统计数字显示，以前未成年人作案的高峰年龄为16至18岁，而近几年则为 14至16岁。

　　70％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显示，青少年犯罪总数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14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72％

　　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青少年占72％。

　　在外来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中，毒品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6年广州市检察机关受理外来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案件的涉案人数比上一年上涨了53.3％。

　　80％

　　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上升，80％为初中以下文化。

　　4．2倍

　　最新调查发现，家庭问题和辍学问题对未成年违法犯罪的影响很明显。据统计，父母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4．2倍。